一首自编歌与一个知青的头颅 
2017-03-12 15:15: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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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子按:

      写一首知青思恋家乡的歌就可以被判处死刑,除中国之外,恐怕人类历史上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绝无仅有的事,所以,说中国的文革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有过的黑暗时期,一点也不过分!

一首自编歌与一个知青(任毅)的头颅

作者  老樵

1968年上半年,各级“革命委员会”纷纷成立,中国的“红卫兵”时代宣告终结。当时的“红太阳”宣布关闭所有大学,并且工厂也不招工。是年年末,“红卫兵”的身份被改作了“知识青年”,开始被“上山下乡”,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。当然,受批判,受压制,受迫害的“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、走资派”的“黑六类”子弟也一样,和曾经“砸烂旧世界”的天子骄子们终于在“广阔天地”里汇在了一起,享受相同的命运。

12月底,“龙盘虎踞”的南京市也有一万余名知识青年被“上山下乡”,送到农村插队。这其中有一个南京五中的高中毕业生名叫任毅,插队到江浦县。

1969年5月,任毅在同学的鼓励下,创作了一支以《可爱的家乡》为题的知青歌曲,歌词唱到:

蓝蓝的天上,白云在飞翔,

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,我的家乡。

啊……彩虹般的大桥,直上云霄,横断了长江,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。

告别了妈妈,再见吧家乡,

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,一去不复返。

啊……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,曲折又漫长,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。

跟着太阳出,伴着月亮归,

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,我的命运。

啊……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、绣红了宇宙,幸福的明天,相信吧一定会到来。

告别了你呀,亲爱的姑娘,

揩干了你的泪水,洗掉心中忧愁,洗掉悲伤。

啊……心中的人儿告别去远方,离开了家乡,爱情的星辰永远放射光芒。

寂寞的往情,何处无知音,

昔日的友情,而今各奔前程,各自一方。

啊……别离的情景历历在目,怎能不伤心,相逢奔向那自由之路

当时是也,下乡知青除了背《毛选》、唱“样板”并无其它文化的东西可以接触,这首歌一扫沉闷气息,与知青的真实情感融为一体。因此,此歌既成,不胫而走,立刻以惊人的速度在下放知青中极其迅速地传播开来。在竞相传抄中,知青们又将其定题为《知青之歌》。有知青入伍,将此歌带到军营中,于是有了更大的传播空间。1969年8月,莫斯科广播电台以《中国知识青年之歌》为名,以小乐队伴奏、男声小合唱的形式播放了这首歌。当时MZD反美、反苏正烈,正在大批“修正主义”,于是作者任毅注定了要有灭顶之灾。

《知青之歌》遂被“×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”定调为“黑歌”。1970年初,妖妇江青、棒子姚文元对《知青之歌》作了“要抓紧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,要查清作者情况,要对黑歌进行批判”的指示。毛的重要心腹张春桥则发布黑令:“迅速查清此人,予以逮捕!”

1970年2月19日(阴历正月十五)夜,任毅在知青点被捕,罪名是“现行反革命”。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作出《关于现行反革命犯任毅的结案处理报告》,认定任毅编写反动黑歌《可爱的家乡》,“流传甚广,危害极大,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,罪大恶极,不杀不足以平民愤,决定判处死刑,立即执行。”

这就是说,为了一首这样的自编歌曲,年轻的任毅将要付出他的头颅了!

与任毅一起处理的还有24名“反革命犯”,均被判处死刑。判决形成后,报到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审批。当时的江苏省革委会主任是上将许世友,许世友审阅判决书时,发现一个“上山下乡”的小娃娃,别无罪由,仅因一首歌就判处死刑,似乎也有些太草菅人命了,于是提笔将“死刑”改作了有期徒刑十年。南京召开“公判大会”的那一天,其他24人均被执行死刑,唯有任毅一人活了下来。

就是这样的200零几个文字,仅仅是浅浅地抒发一下自己的情感而已,差一点让一个人失去生命。“太阳最红,×主席最亲”的时代,竟有如此酷烈、残忍的的文字狱,现在的年轻人谁能相信呢?但是这是铁案,已经载入了共和国的历史,一段可耻、罪恶的历史。

总地来说,任毅还算是幸运的、不幸之万幸。事实是,从1969年到1976年,有很多知青的头颅被摘掉了,罪由大多是类如任毅这样的案情:现行反革命。我所插队的安徽寿县地区,至少有3名插队知青被判处死刑,执行枪决。1970年在寿县窑口集大桥下枪毙的两个知青只是搞了一次知青集会;1976年被判死的这一个最为无辜,因为“成分”不好,招工总是没有他,他疯了,神经失常了,把县“革命委员会”的牌子扔到了护城河里,就这样他被枪毙了。我相信,如今50岁以上的寿县人都知道并记得这些事。

知青的历史,不仅是苦难写成的,也是生命与鲜血铸就的,谁也颠覆不了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知青时的任毅

纪实栏目视频:知青任毅谈24个死刑犯, 枪毙了23个, 唯一留下了他:

知青之歌》流传与作者死刑冤案始末:(上、中、下)——

附:

美化知青苦难的电视剧是非人性的帮凶

作者  王勇

       在“文革”中当过知青的人,对任毅的那首《知青之歌》是不会陌生的。这首歌原名《我的家乡》,又名《知青之歌》。在“文革”中它在知青中曾风靡一时,成为那个年代的“流行歌曲”。

  《知青之歌》的作者任毅,是一名当年的南京知青。1968年年底,南京五中的一批学生坐着卡车,经过南京长江大桥,来到江浦县插队落户。任毅所在的生产队是公社所在地,于是他们这个知青点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全公社知青聚会的地方。

  1969年夏收之际,知青中普遍弥漫着一种下乡后的失望情绪。全公社的知青都经常跑来聚会,大家情绪都很低落,感到前途渺茫。知青们聚在一起,就唱过去的歌,有一首歌他们唱得特别动情,歌名叫《流浪人归来》:“流浪人归来,爱人已失去。内心无比凄凉,我活着为什么?应该怎样活我不敢想,也不愿想,前途在哪里?”

  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,知青们又聚在任毅的小屋里,把那些歌轮番唱了一遍。这时任毅的一个朋友说:“工人有工人的歌,农民有农民的歌,我们知识青年为什么不能有一首自己的歌曲呢?”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任毅,当晚他就谱写出了《我的家乡》。

  任毅的这首歌是有雏形的。1964年,南京的一批知青去了新疆,在戈壁滩上,有位知青作了一首歌曲,名叫《塔里木,我的第二故乡》。那种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的共同感受,低沉、缓慢、思念家乡的词曲,深深感染了知青们。由于原歌曲太短,任毅就在其基础上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,节奏也变得复杂一些,使它能够更好地表达知青思乡的情绪,歌词也重新填过。他在歌谱上写下了演唱要求:“深沉、缓慢、思念家乡的”,然后又写下了“南京市五中集体词曲”。

  这首歌一完成,就被人拿去传抄,然后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知青中间流传开来。夏收之后,任毅在回南京的轮船上听到有人唱这首歌,就走过去,故意问:“你们唱的是什么?”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他:“看你的样儿倒象是个知青,怎么连这个歌都不知道,这叫《知青之歌》!”其实当初他写这首歌时并不敢把它称为《知青之歌》,因为这里既没有豪情壮志,也没有宏大理想,它只是表述了一种思乡情绪,表述了知青作为一种非工、非农、非军、非学的特殊阶层的强烈失落感,而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公开表现的。

  仅仅才过两个月,这支歌像长了翅膀飞向长江南北,飞向黄浦江畔,也飞到了遥远的北大荒。据说,有一批上海知青在去黑龙江的火车上,一路唱着这首歌。江西有一个县的知青在开会前的拉歌比赛中,居然也唱起了这首歌。当时任毅的一些朋友学着列宁评价《国际歌》的口气说:“凭着这首《知青之歌》,你任毅可以到处找到朋友,找到吃,找到住。”

  但是,对任毅来说,这首歌却给他带来了灾难和不幸。原因是苏联的莫斯科广播电台播放了《知青之歌》,它被称为《中国知识青年之歌》,并采用男声小合唱的形式,配上小乐队伴奏。

  当时,苏联被称为修正主义,中苏关系极度恶化,莫斯科广播电台反复播放这首歌曲,这对任毅是一个恐怖的坏消息。他走进南京娃娃桥看守所自首,一位花白头发的老公安接待了他,让他不要想那么多,快点回去。但是好景不长,由于《知青之歌》被上海回城的知青广为传唱,这种“阶级斗争新动向”被上报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,上海市革委会很快向中央汇报,引起了“四人帮”的重视。江青、姚文元作了“要抓紧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,要查清作者情况,要对黑歌进行批判”的批示,连夜下达。张春桥“指示”,要“上海市革委会有专门小组抓这件事”。当时的上海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派人来到南京五中,了解《知青之歌》的全部情况,并要求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配合他们收集有关《知青之歌》的资料。1970年2月19日,任毅被逮捕。 

  从被抓到判决,5个月时间里,任毅天天被提出去审讯,而且经常是在夜里。审讯者逐字逐句地审查那首歌的歌词,光是一句“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”,他们就查了好几天,一定要任毅承认当时不是写的“深浅”而是“深陷”,任毅因为自己确实写的是“深浅”,所以拒不承认。虽然是一字之差,可在当时份量大不相同。关于“深浅”,还可以自我批判一番,因为知识青年身上还存在着没有得到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,没有工农兵那种一往无前、脚踏实地的精神,所以脚印是深深浅浅的;而“深陷”岂不是成了对上山下乡的一种污蔑吗?为了攻下“深陷”这个堡垒,他们在任毅面前抛出了几十个版本的“知青之歌”,估计都是从全国各地搜查来的,有油印的、有打字的、有复写纸的、有手抄的,其中确实有不少都是写的“深陷”,大概在流传中人们觉得这个词更能说明知青的状况吧。

  审讯期间,任毅隔三差五地被提出去批斗。知青们对他怀有深切的同情。有一次在开完批判会之后,很多知青都涌到前面来,有人示意他到厕所去。在那里,他们挡住了看管人员的视线,往他的上衣口袋里塞进钱和粮票。虽然钱和粮票都被没收,但这给了任毅莫大的安慰。

  1970年5月20日,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反革命罪判处任毅等25人死刑;6月6日,南京市革委会同意对任毅等25人的死刑处理意见,签字盖章后报到当时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审批。如果没有意外,任毅将在公判大会后被押赴刑场。这一年他刚刚22岁。

  8月3日公判大会上,他听到宣判: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,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。根据党的“坦白从宽,抗拒从严”的政策,依法将现行反革命犯任毅逮捕,判处有期徒刑十年。判决书上则这样写着:任犯思想反动,长期收听敌台,散布反革命言论,攻击污蔑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。一九六九年五月编写反动歌词《我的家乡》,流传甚广,毒害很大,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,罪行严重。在拘留审理期间,尚能认罪。

  直到很久以后他才知道,之所以能够死里逃生,是当时在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负责的许世友将军,审阅任毅的判决时,拍案而起。一名知青,仅凭一首歌就被判处死刑,岂有此理!将军顶着“四人帮”的压力,一只大手把任毅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。

  《知青之歌》留给一代人的是心灵的慰籍,任毅对此而感到无怨无悔,尽管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如此沉重。

       当下电视剧《知青》开播,本来以为能介此了解一下当时知青真实的感受,结果却被美化成过集体生活,战天斗地,青春无悔的豪情,这种误导是非常可恶的,它掩盖了当时的种种罪恶和非人性,导演和编剧作者都是罪魁祸首的帮凶!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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