耶子按：

       这是一个典型的生活在中国的贵族女子，遭遇的也是典型的中国特色人生。唏嘘不已……

转载链接：

https://www.sohu.com/a/243204569_479136

郑念，原名姚念媛，1915年生于北京。

郑念的祖父是明末清初的大儒，父亲官至将军，家世极为显赫。

郑念天生丽质，

还在中学读书时，就四次登上了《北洋画报》的封面，成为天津的风云人物。

大家本以为郑念凭借家世美貌，会早早找个好家庭嫁了。

谁知她却一步一个脚印，先是考入燕京大学，后又远渡重洋攻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。

在伦敦期间，她与同校的博士郑康琪相识相爱，并结下百年之好，不久后生了一个女儿。

1949年，郑念决定和丈夫回到上海，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

然而命运往往不遂人意，1957年，丈夫患癌症去世，那年她42岁。

余秋雨曾在《山居笔记》中写过这样一段话：

“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，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，也是这种高贵。

凭着这种高贵，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的边缘上吟诗作赋，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，继而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。”

大概说的就是郑念，丈夫去世后，她并没有被打垮，而是依然认真的过日子。

她会在夏天的晚上坐在自家静静的书房里看报。台灯的光照下，柔软的沙发，织锦缎的垫子，墙边装着中文英文书籍的书架。佣人前来通报有客来访，然后，会客厅里，主人和客人聊着天，佣人端来用精致瓷器盛的茶和英国式薄三明治……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郑念上海故居▲

本以为就这样在上海度过后半生，但是1966年夏天，在一个闷热的清晨，两位不速之客来到了郑念的家。

正是因为这样的精致生活，她被打为右派，随即被抄了家，理由是她资产阶级式的生活，长期留学供职国外，有很大的间谍嫌疑。

在臭名昭著的“第一看守所”里，她开始了长达六年半的噩梦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▲郑念一家三口

这时候，郑念已经年过五十。她想起了早逝的丈夫，却不是哀叹命运，反是为丈夫庆幸：

“自他逝世后，我这还是第一次，不为他的去世惋惜。谢天谢地，他不在了。否则，他必然难逃一场凌辱和迫害。”

在狱中，郑念要忍受各种饥刑、铐刑，还要时不时被拳打脚踢、精神虐待。孤立无援的绝望，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，正常人早已失去了盼头，然而郑念却从未放弃对生活的热爱。

她借来扫帚，把监牢打扫得干干净净，给存水用的脸盆做盖子防尘，她甚至还编了一套运动操，让自己保持清醒。

每当看守员嘟囔着嫌麻烦时，她就振振有词地背出语录：“以讲卫生为光荣，不讲卫生为可耻。”让看守员无言以对。

有些人，即使生活在阴沟里，依然可以仰望星空：监狱的角落，她被蜘蛛吐丝织网而震撼；放风的时候，她为一朵野花而欣喜。她把狼狈不堪的狱中生活，过成了其他囚犯羡慕的“诗和远方”。

她的双手曾经因为手铐深深嵌进肉里，磨破皮肤，脓血流淌。她每次方便后要拉上西裤侧面的拉链，勒得伤口撕肝裂肺的痛，但她宁愿创口加深也不愿衣衫不整。尽管那个房间只有她一个人，甚至窗户都没打开。她说：那不体面。

她遭遇拷打时从未大声求饶过，她说：这太幼稚，也不文明。

6年间，她从未承认任何罪名，也从未揭发任何人。那时，在交代材料的底部，落款是“犯罪分子”，郑念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在“犯罪分子”前面加上“没有犯过任何罪的”这几个字。

命运要判她有罪，可郑念坚信，命运可以改写。

1973年，郑念最终无罪释放，那个时候的她已经年近花甲，带着一身的伤痕和疲惫重见天日。然而迎接她的却是一个更痛苦的消息——她唯一的女儿自杀了。

在监狱里无论被如何折磨都没流过眼泪的郑念，在知道女儿离世后，终于哭了出来：

“我竭尽全力，为着生存而付出的种种代价和遭受的种种磨难，瞬间全部失去了意义。我只觉得自己四周一片白白茫茫，似乎一下子全给掏空了。”

她不相信像她一样热爱生活的女儿会自杀。她积极治病，重新修缮住所，并动用一切关系追查女儿死亡的真相，后来才知道女儿被人活活打死扔下了楼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▲郑念（右）和女儿（左）

她老了，虚弱了，可依然斗志昂扬。命运似乎永远折不弯她的脊梁，生活只要还在继续，她依然要活得漂亮。

1980年，郑念选择离开这片伤心之地。踏上离开祖国的船时，她已经65岁了。

1987年，她出版了全英文写作的《上海生死劫》，用血泪书写了在那个可怕岁月所遭遇的非难，并成为当时风靡欧美的畅销书。

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库切都忍不住写书评说：

在人的水平上，她的回忆录最伟大的可贵之处，在于她对自己抵抗心理和身体的压力的记录。

也正是在这本书中，她用了笔名：郑念。既是纪念丈夫，也是纪念女儿。

《上海生死劫》火了之后，郑念受邀去各地参加演讲，她将演讲的费用和多余的稿费，都捐给了美国一所大学，用来资助那些中国留学生，依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能够对国家做一点点贡献。

1988年在夏威夷演讲的时候，郑念将丈夫和女儿的骨灰洒在了大平洋——因为太平洋与中国相邻，海水会将他们带回祖国。

她也留下了遗嘱，死后骨灰同样洒进太平洋，让一家三口在黄浦江汇合。

94岁时，郑念的生命走到了终点。

命运把她的生活蹂躏成一张张皱纸，但是这个双鬓落雪的老人，却始终散发着一股浑然天成的高贵气度。

在郑念逝世后，人们纷纷赞其为“最后一个贵族”。她也的确当得起这样的称赞。

她用倔强与自尊回应苦难，她用勇气和固执对抗强权。无论身处怎样的命运漩涡，她都不放弃去发现生活的美；无论在哪个年龄段，她都只听从自己的内心坚守尊严。

她是民国天空下那朵优雅的千年花，演绎一生之美的传奇，她一直美丽着，无论暖春还是严冬，无论地狱还是天堂，从不曾凋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