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舍的“戏剧性”
2020-06-02 11:33: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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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颐,祖籍湖南长沙,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;中学毕业下乡当农民、参军当兵、复员当工人。1978年吉林大学历史系本科,1982年吉林大学历史系硕士。1985年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,现为研究员。其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、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,著述甚丰。


当一个社会的法制荡然无存时,任何人随时都有可能成为“敌人”,昨天还指别人为“敌人”的人,今天就可能被另外的人指为“敌人”。一个社会的人道主义精神、人性论、悲悯情怀的培养可能要很久很久,而它们的破坏、轰毁、抛弃可能只需短短一瞬,在这种观念中“阶级敌人”自然不被当“人”看待。

1949年末,新中国刚刚成立,名作家老舍毅然离开美国,回到他的故乡——此时已是新中国首都的北京。气象一新的新中国,一切都令他兴奋、激动,立即开始以自己手中的笔讴歌新政权、新社会,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,积极学习、努力改造思想,以适应、紧跟社会变化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老舍

1951年国庆,他写了《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》这篇短文庆祝国庆,发表在10月1日出版的《人民文学》第四卷第六期上,描述这一年来自己思想、感情的重大变化。他兴奋地写道:“纵使我有司马迁和班固的文才与知识,我也说不全,说不好,过去一年间的新人新事”,因为“在过去的一年里,社会上每一天,每一小时,都有使我兴奋与欢呼的事情发生;我说哪一件好呢?”最后,他“下了决心”就说前天在天坛举行的控诉恶霸大会:

“开会了。台上宣布开会宗旨和恶霸们的罪状。台下,在适当的时机,一组跟着一组,前后左右,喊出‘打倒恶霸’与‘拥护人民政府’的口号;而后全体齐喊,声音像一片海潮。人民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力量,这力量足以使恶人颤抖。”“恶霸们到了台上。台下多少拳头,多少手指,都伸出去,像多少把刺刀,对着仇敌。恶霸们,满脸横肉的恶霸们,不敢抬起头来。他们跪下了。”

1966年6月中旬,在写出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”的北京大学召开批斗“牛鬼蛇神”“黑帮”大会,一声呼啸中,时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也被红卫兵押上主席台。他的身前身后都糊满了大字报,大字报上画满红叉、泼上墨水,被勒令站在一条很窄的高凳上接受“革命群众”的批判,苍白的脸上,不知是汗珠还是泪水,一滴滴流下。

他的罪名是走资派、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、文艺黑线急先锋、招降纳叛的黑手、结党营私的叛徒,最吓人的是“深藏党内的历史反革命”“国民党青年军打入共产党内的特务”!突然又是一声呼啸,程又被押下台,一顶与他身高差不多的纸糊高帽被扣在头上,又被泼上墨水,墨水掺和汗水流了一脸!怒不可遏的“革命群众”又推推搡搡地押着他游街。

两个月后,经过“八一八”“要武嘛”的号召,红卫兵以更激烈、残酷的方式开始“革命行动”。8月下旬,打人升级,程贤策家被抄,他多次被红卫兵毒打。有一次他的衣服被打烂嵌进肉里,黏连在血肉模糊的身体上,回家后慢慢用温水润开了血痂,才把衣服脱了下来;还有一次,他被用席子卷起来毒打。

最终,程贤策在9月2日带一瓶烈酒和两瓶浓缩杀虫剂敌敌畏,走向北京大学西北方向香山的密林深处,以烈酒伴毒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当听到“大喇叭”在整个校园尖声高喊“大叛徒、大特务程贤策自绝于党,自绝于人民,罪该万死,死有余辜”时,乐黛云此时已经没有眼泪,也没有悲哀,只是心里发愁:“在那人人要划清界限惟恐沾身惹祸的日子里,程贤策的妻子怎样才能把他的尸体从那幽深的密林送到火葬场啊!?”

“文艺界”和“旧北京市委”在“文革”中首当其冲。8月下旬,红卫兵“杀向街头、冲向社会”,老舍是全国文联副主席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、北京市文联主席、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、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、《北京文艺》主编、文化部电影文化指导委员会委员……既是“文艺界”又是“旧北京市委”,自然是“黑线人物”、是“牛鬼蛇神”。

8月23日中午,老舍与北京市文联已被打成“牛鬼蛇神”的一干作家、艺术家一起被挂上黑牌、押上汽车解送到北京孔庙,接受北京女八中红卫兵批斗,上车慢的,红卫兵就用皮带抽。到会场后,面对这批被指为“反对毛主席”、“反党、反社会主义、反毛泽东思想”的“牛鬼蛇神”,红卫兵义愤填膺、怒不可遏,开始暴打这些“阶级敌人”。老舍头被打破,鲜血直淌。

打、斗了一下午后,老舍等人被押回文联大院,又被聚集在文联大院的一大群红卫兵看见,要他跪在花坛的桌子上继续揪斗。这时,有人揭发老舍把《骆驼祥子》的版税卖给美国人,不要人民币要美金。在“海外关系”就是罪过的“那个年代”,美国、美金就是罪大恶极的象征,红卫兵当然更加愤怒,老舍再遭毒打。(傅光明:《口述历史之下的老舍之死》,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,第70-89页)

不堪如此重辱的老舍,终于走向太平湖,投水而死。

其实,红卫兵的所作所为并非偶然,而是其来有自。1951年,老舍已年过半百,是著名的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大作家,此前所受到的几乎全是温文尔雅、温良恭俭让的“旧教育”;程贤策虽还不到而立之年,但此前所受到的也几乎全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、人性论教育。然而,他们却几乎在“一瞬间”将这些全然抛弃:

老舍不是也这样说过么:面对敌人要“打,为什么不打呢?!”“该打!该打!”“我不再文雅,羞涩。说真的,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?”“社会的敌人,也就是自己的敌人,敌人都该消灭”;要“和跟我一样文文雅雅的人们:坚强起来,把温情与文雅丢开,丢得远远的”;“我不能再舍不得那些旧有的习惯,感情和对人对事的看法。我要割弃它们像恶霸必须被消灭那样!”

如果说他们曾长时间受“旧教育”影响,面对暴力还会犹疑彷徨,还有内心矛盾,有感情冲突,会感到心情沉重,而红卫兵一代从小就受“阶级斗争”教育,接受的是对人道主义、人性论的无情批判,因此在面对“敌人”时没有、也不需要丢掉任何“沉重的精神包袱”,只会更愤怒、更坚决、更坚定、更激烈、更残酷。

附:

老舍:《1984》里面充满了阴森的谣言

作者 王亚军

内容概要:

1. “我想写一出最悲的悲剧,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声。

2. 他独自来到了太平湖,在湖边坐了整整一天,几乎没动过,最后步入湖水自尽。

3. 但是老舍看完这本书后有点不屑,觉得《1984》只是一个阴暗的架空故事。

1949年,乔治·奥威尔发表了惊世骇俗的反乌托邦小说《1984》。

乔治·奥威尔在《1984》中预言说:

“极权统治赖以运转的条件之一:对外仇恨,树立一个长期敌人,灌注仇恨,充分利用民族主义、爱国主义,缺了对外仇恨,人民就不生存在恐怖之中,不生存在恐怖之中自然不需要集权的保护。恐惧、谎言、仇恨是教育的唯一目的。”

巧的是,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老舍正在美国,恰巧看到了这本奇书。但是老舍看完这本书后有点不屑,觉得《1984》只是一个阴暗的架空故事。

他是这样评价《1984》的:

“最近一个英国人写了一本书,叫做《1958年的英国》(书名都记错了),那一本小说是描写英国共产化了以后的情形的。

照那位作者说,在未来一点自由都没有,即使你在家里写日记,政府都能用无线电给探查出来。一个人要反抗,给捉去弄死了。

全书就是充满了这样的惊险的幻想,充满了阴森的谣言……。”

1966年8月24日凌晨,被红卫兵打得遍体鳞伤的老舍欲回家,然而,家人坚拒他进门要其“好好反醒”。

他独自来到了太平湖,在湖边坐了整整一天,几乎没动过,最后步入湖水自尽。

死后,连骨灰也未保留。

老舍先生站在太平湖前面,准会想起他在大洋彼岸的第一次读到《1984》的那个下午。

电幕中传来震天口号,战争是和平,自由是奴役,无知是力量。

乔治·奥威尔用想象勾画一个预言,老舍用生命去体味现实…..

“我想写一出最悲的悲剧,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声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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