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女如云,孤鸾若星,知青一代人的“鸳鸯谱”
2021-02-02 04:19: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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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何求

01

美女不得展其容

记得一年多前在CND读到一篇《美女如云》(点击可阅读),文中讲到,美女是上天赋予人类的一种宝贵资源,然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这一资源全被浪费了,损失不可估量。

作者当时大概是个北京的中学生,她举了几个认识的美女的例子,有的因为长得美被红卫兵当成流氓给打了;有的本该当电影演员的也是因为长得漂亮被剃了“阴阳头”;有的被分配到理发馆当理发员,结果招来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整天捣乱,领导只好把她“调到后面当会计,藏起来”。美女不得展其容。更多的美女随大队人马下乡修理地球去了,从事粗糙、笨重的体力劳动,“西施也会脱层皮”……

本人与作者应属同一代人,对文中的描写并不陌生。那是一个以摧残美好为快的年代。如今若冒出一个美女,万众争睹,粉丝无数。而50多年前在同一片土地上,美色却带来灾难,真是令人唏嘘不已。

其实,真正够得上“美女”标准的毕竟是极少数。对于我们那一代年轻人来说更普遍更可悲的灾难是什么呢?我以为应该说是青春的毁灭,各种形式的毁灭,而且,青春之后的“余生”也常常无可挽回地随之毁灭了。

02

“错配”的痴女愚男

过来人都会记得,“文革”结束后,百废待兴,而涉及千家万户的一大社会问题竟然是骤然涌现的大量的“错配”“未配”的年轻人。“错配”即指男女本不该步入婚姻殿堂的却结为夫妻,阴错阳差;“未配”即本该结婚成家的年轻人却仍孑然一身,又称“大龄青年”。

先说说错配吧。我是1968年夏随我校50多个同学乘一趟满载知青的“专列”离开北京去北大荒的。在嘈嘈杂杂、熙熙攘攘的北京站台上,一个画面掠过我的眼帘:一个头伸出车窗外的梳短发的女生在向送行的亲友挥手,一双大眼睛含泪欲滴。这副面孔即便和今天的“美女”也可有一比。到北大荒之后我才知道她是我校高二的同学L,比我高两届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,L的父母都是1950年代初期投身“新中国建设”的东南亚华侨,在文化艺术部门工作。

我们下去时听得最多的口号是扎根边疆!和工农相结合!不记得是到北大荒的第三年还是第四年,出乎大家意料,L嫁给了本地的一个比她矮小半头的贫下中农,拖拉机手,成了生产队里第一个结婚的知青。这事让不少同学心里挺堵。一年后L生了一个漂亮的胖儿子,然而婚姻并没维持多久……

在那个年代,离婚多少还被视为离经叛道之事,加上当地人、“领导”都向着男方,官司打得冗长bitter,L被一遍遍地追问,为什么要离婚?答曰:“他性欲太强……”想来其原因固多,但或难于启口或有“政治不正确”之嫌,故以此搪塞,图安全耳。后来L虽然争到儿子的抚养权,并最终回到了北京,然而身心俱疲,再没有跟同学们有任何联系。

这只是顺手拈来的身边的一个例子。由于“文革”造成的“错配”如果统计下来恐怕是个天文数字。究其原因,盖人生轨迹突发异变也。年轻人被抛到异乡异地,举目无亲,孤独无靠。一些下乡的知青由于考虑到当地人有家底,有人脉,不像知青两手空空,为生存计,嫁给当地人,并不罕见。至于是否两情相悦,是否志同道合,已顾不上了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我的前夫。王国斌油画

前些年网上传了一幅油画《我的前夫》——一对新人端坐土窑洞前的“结婚照”,新郎是一位欢天喜地的老农,新娘是一位忧伤无奈的知青。据说该作品初展时很多知青在画前泣不成声。此画所表达的就是这种并非鲜见的“错配”。

另一大类错配属“出身排序”的恶果,“黑五类”子女在“婚姻市场”上只能“贱卖”“甩卖”。孰知多年后出身优劣贵贱的“排序”大反转,曾经的“贱货”成了香饽饽,婚姻解体就不足为怪了。

我有一个当时在读大学本科的亲戚,明明有心仪的男生,但“出身不好”,还有“海外关系”。左思右想,最终痛下决心,要找个出身好的,否则俩人出身都不好,往下怎么过?将来孩子也一辈子抬不起头来。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就不难想象了,没有共同语言,南辕北辙,同床异梦。或许说“异床异梦”更确切,仅“鸡犬之声相闻”而已,凑合了一辈子。其实还不如及早解体,另起炉灶。身边这类故事数不胜数。

03

“未配”的旷女怨男

再说说“未配”。五十年前国人的婚姻观相对单一,城市人口一般到25岁上下就或成家或有“对象”了,农村更早些。我在北大荒一个生产队干了九个年头,回到北京时光棍一个,好像一头扎进了一个“单身待配”的汪洋大海里一样,来介绍对象的络绎不绝。而且,似乎人人手头上都有个“剩男剩女”的名单,伺机为他(她)们物色对象,或亲友或邻居或同事或同学。没有人统计,我相信这更是个天文数字。

究其原因,和“错配”相似,人生轨迹异变,年轻人被抛到一个陌生歧异的社会环境,没有归属感,遇不到知音。另外户籍制起了很大作用。知青都惦记着能回到家乡城市,不敢成家,怕一旦成家就回不了城了。当时大家常以此开玩笑,说谁谈恋爱了谁就是“绷不住”了,坚持不谈的人都属“绷得住”的,意志坚强。本该是男欢女爱的年龄,却偏偏要努力“绷住”,社会环境多么病态就可想而知了。

还有一种毁灭形式应该说一说:“两地分居”。两地分居并非始于文革,然于文革期间为烈。也并非局限于知青,各年龄段的人都有。造成两地分居的主要原因还是严苛的户籍管理和僵硬的人事制度。共和国人口分三六九等,居住地也分三六九等。你要想从“地势低”的地方调到“地势高”的地方,难于上青天。

按规定分居两地的夫妻“享有”探亲假,一年12天。一年365天仅有12天在一起,那还叫夫妻吗?这么不人道的制度,还要冠之以“革命的需要”。那时又没有互联网,通讯全靠鸿雁传书。一封平信走一个星期并不算太慢。多少有情人天天在掐着指头算,何时能收到对方来信……然而大家也都默默地忍受了。说起来这又是一个天文数字。

04

“三剑客”的阴差阳错

我在北大荒的后期知青越来越少,当兵的、上学的(工农兵学员)、招工的、提干的……原来热热闹闹的宿舍就剩三个人了:老李,阿昌,还有我,我们自诩“三剑客”。

老李是我校老高二的,长我两岁,时任队里的统计员,每天早出晚归,丈量土地,统计耕作进度;阿昌是江苏知青,长我三岁,时为队办小学的教师;我是出纳兼文书,掌管收发、户籍、和现金,但农活也并不少干。照说文书一职本该是由党支部成员担任,但前几任文书走的走跳的跳飞的飞,“蜀中无大将,廖化作先锋”,只好找我这个“非党群众”代理。

“三剑客”的一个相同之处是,尚可教也——那时不知是谁发明了一个对“出身不好”者的委婉蹩脚的“昵称”: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我们是光荣的兵团战士。上海知青刘宇廉油画

先说说剑客老李。我们学校整个高中二年级有两个高才生被内定提前一年保送上大学,老李是其一。何等优秀可见一斑,尖子学校尖子学生。“文革”碾碎了每个人的玫瑰梦,让老李更难接受的是,身为公安部干部的老爹被“打倒”,关进秦城监狱的“单间”,渺无音讯。无论老李在广阔天地如何奋力“改造”,仍是“尚可教也”,好事轮不上他。

一天,我看见老李在宿舍里坐在那儿发呆,便问他有什么心事。他犹豫了一下,跟我说,收到突兀一信,是表妹来的,什么意思看不明白。我要过信来一看,啊,是情书呀!人家就是写得含蓄一点嘛!“心悦君兮君不知”。老李一个劲儿摇头,说不可能。

原来,这位家在上海的小表妹从小就敬仰我们这位大表哥,虽然并未见过几面。届时表妹属老高一,亦是覆巢之卵,下乡安徽,后通过招工辗转到了一个县城的化肥厂当工人。寂寞,孤独,无助,就想起大表哥来了。可是,她那时已经是城镇户口,而我们北大荒可是农村呀!

那时的户籍管理从来都是只能“下”,不能“上”的,即老李不可能在那个安徽县城落户,只有表妹调来北大荒——这个大家都千方百计想离开的地方。结果,表妹义无反顾,放弃了城镇户口,千里投夫,来到我们农场,这已经是我们下乡的第九个年头了。

转年,老李正在以初为人父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他的“荒二代”降临之时,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。以老李肚子里的墨水,考大学应是指哪儿打哪儿,然而他不能把表妹一人甩在北大荒。当成千上万学子坐在延迟了12年的考场里为命运搏斗之际,老李的女儿在北大荒的大雪中诞生了,取名“雪娃”。

老李与高考失之交臂。后来我每次见到老李的母亲,她都跟我长嘘短叹,埋怨那位表妹,“早不提晚不提,偏偏在这最关键的时候……”这又能怪谁呢?

05

22年北大荒

再说说剑客阿昌吧。“上山下乡”并非始于“文革”,“文革”前就实行了,阿昌便是一个。

阿昌家祖上殷实兴旺,出过举人。祖父是留德学人,归国后曾任京浦线徐州铁路局局长。1940年代末家族中不少亲属移居海外,滞留未走的人在新政权下的政治命运就可想而知了。阿昌从小是随奶奶、表哥在南京长大的。表哥表嫂俩口大学毕业后,一个分配到南京炮兵速成中学教书,一个分配到徐州空军速成中学教书(又是一对“两地分居”)。

1958年政府将十万官兵裁减下放到北大荒。表哥俩口为能调到一起,也借此机会主动申请作为文职人员去了北大荒。四年后,即1962年,奶奶准备将阿昌和表哥的一个女儿一起都带到香港去,但阿昌未被批准。十五岁的阿昌心灰意冷,走投无路,干脆投奔表哥,也来到了北大荒。

到北大荒后再投考高中,收到录取通知书后,又被告知不予录取。阿昌彻底绝望,始知“条条大路通罗马”,只是阿昌的“罗马”是完达山麓的一个生产队罢了。1976年春,也就是阿昌来农场的第14个年头,他和同在我们队办小学教书的一位1968年来的北京老高三知青结婚成家。1978年春女儿问世。

女儿一岁时,“诏书”宣,“六条”下,知青返城大潮遂起。新建的小巢刚有些许温馨,阿昌只好把太太女儿送上了火车,先走一步,迁回娘家北京。下步何去何从,再从长计议。独坐在顿时冷清的家中,“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”。从那时起,阿昌便开始四方拜佛,南北奔波,成了当时成千上万的别鹤孤鸾中的一只,“跑户口”大军中的一员。

调入北京是根本不可能的。阿昌所能做的就是每到寒暑假便坐上那个绿皮火车赴京探望妻女,一路“咣当咣当”地去,再一路“咣当咣当”地回。直到五年之后,阿昌终于借“落实侨属政策”的光,调离北大荒,在南京落户。次年,也就是1985年,太太女儿再由北京迁至南京,三口之家终于团圆,那时女儿已经7岁。

阿昌后来跟我说,在北大荒前后一共22年,攒的那点钱全给了铁路了。我说,你应该把这些都写下来。他说,嗨,都翻篇儿了,写了也没人看,他们还嫌你烦。我说,现在的年轻人都在打拼,顾不上。将来他们一定会坐下来细细品读的。

顺便说一句,阿昌的表哥一家也是借“落实侨属政策”的光,于1980年代初悉数迁往美国。我曾专程前往他们在Arizona的家拜访。他的一个在北大荒农场长大的女儿对我感慨道,当年在地球上那么一个偏远的荒蛮之地的我们,居然又在美国相遇了,简直难以置信……是啊,这世界说小也确实很小。

06

错秦晋之好 犹余音绕梁

我的故事比起老李和阿昌就简单多了,或许可说“幸运”多了?说起来,在北大荒我是我们学校这些同学中最先“坠入情网”的。尽管遵循了当时谈恋爱的“地下工作模式”,偷偷摸摸,还是没能逃过“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”。在“组织”及时的“帮助挽救”之下,我“改邪归正”,“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彻底决裂”,并向组织保证,一定要“绷住”。这一绷就绷了12年。

我是在来农场的第9个年头,以父母身边无子女为由返城的,又称“困退”。在“三剑客”里居然还是最早离开北大荒的。回京后先到街道办事处去报到注册,听候安置。一位中年妇女办事员头也不抬地说,“只有送煤和粮店,不想干就在家等着。”

那时北京的做饭取暖都是烧蜂窝煤(又称煤饼)炉子。送煤就是蹬个平板三轮车往各家各户送煤饼。干这行难免蹭上一脸煤黑,像京剧里的黑脸包公。那时的粮店既零售也卖整袋的大米、面粉、棒子面等,50斤一袋,比起农场180斤的大麻袋是小意思。粮店空气中弥漫着粉尘,干活的伙计们一脸白粉,像京剧里的丑角时迁。

我选择在家等。至此终于消停下来,不必为在哪儿“扎根”所困扰,可以舒口长气了。再举目四望,发现曾经心仪的女孩子都成了他人妇,心中不免怅然,方知何谓“‘荒’中方一日,世上已千年”。

在家等我也没闲着,而是乒乒乓乓地打起家具来,准备迎娶夫人,虽然还不知道夫人在何方,更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分到几许“平米”安身,放进这些家具。真可谓“高瞻远瞩”也。当时城镇居民最大的民生问题是“居无所”,包括无所内的硬件——家具。原因是政府把钱都拿去搞重工业、搞“三线建设”、搞原子弹了,民居建设民用硬件严重滞后人口增长。无数年轻人都在翘首以待,等那“几许平米”安家。

一天,一个老同学来说,你怎么还在干这个呢?我们都考大学了!这我才知道自己错过了“文革”后的第一次高考,即77级高考,并无年龄限制。幸好几个月后又“大赦”了一次,78级高考,仍旧不限年龄。我赶紧扔下锛凿斧锯,找出几本旧课本复习,好歹考上一所大学,赶上了末班车。

顺便说一句,我打的家具最终也没能搬进我的“几许平米”——这是需要排长队等的!后来我索性跑到大洋彼岸去了,发现这边不仅“平米”不用排号,而且,人家写在宪法里的“迁徙自由”也并非摆设。看来还是在这边“扎根”吧。这都是后话了。

几年前的一天,我正在波士顿的办公室里写工程报告,突然收到一位老同学老荒友来信,告知我的初恋的后来定居秦皇岛的女同学病故。我冲出办公室,在后面小山上徘徊良久。

逝者如斯。“湖上一回首,青山卷白云”。想到50年前夭折的爱情,不胜伤感。回到办公室疾书挽联一幅,请老同学代为致哀:

小清河完达山错秦晋之好

秦皇岛波士顿犹余音绕梁

老同学回信道:你的意思我一定带到,只是,你这挽联若摆到灵堂,让人家亲属情何以堪?

是哦,情何以堪……可是,五十年,八千里,情何以寄?

07

后记

去年一个仲夏夜,我在院子里乘凉,举头望去,满天星斗。蓦然间想起50年前的那一代年轻人,恒河沙数,苦闷孤独。相比之下,几个美女的“不得展其容”只能算是小委屈吧,一代人的岁月蹉跎可是大委屈啊。阿昌说,“已经翻篇儿了”,可又有谁知道下一篇儿会是什么呢?不是已经有人为二十世纪的“上山下乡”涂脂抹粉了吗?二十一世纪的“上山下乡”呼之欲出……

今日再叙吾辈殇,“只缘妖雾又重来”。

2021年1月29日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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